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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创新理论过时了吗

2019/9/20 20:40:53

熊彼特创新理论过时了吗

当前,创新是社会各界的热点话题,在众多的言论中,由于不同的理论基础,不同的田野调查,人们往往持有不同的看法。创新的讨论需要不同声音、需要百花齐放,这毋庸置疑。但是一些基于过时理论和片面调研的言论,则有可能诱使我们的政策误入歧途。我们认为创新的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亟需尽快从熊彼特范式走出。

 

一百年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企业家在创新中作用至关重要。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础,很多人认为,政府在创新中就是扮演环境营造者的角色。

 

很多学者以为,西方发达国家就是按照这样的理论发展创新的,政府只需要做好市场监管、知识产权保护和反垄断就可以了。

 

这其实是很大的误会。事实上,即便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在创新中也从来不仅仅是环境营造者的角色。

 

以全球创新标杆硅谷为例,根据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莱斯利•柏林(Leslie Berlin)的研究,在硅谷发展初期,“可以说,政府才是硅谷的第一个投资者”,具体而言,“美国国防部购买了所有硅谷出产的最早期微芯片”、“冷战后,国防部恨不得把所有资金投入到先进电子设备和系统的研发上,大量资金流入斯坦福,而硅谷也直接受益”。

 

再以现实为例,最近几年大热的工业4.0,被认为是工业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创新战略。然而,工业4.0战略的整体推动者是德国政府,而非具体某一家成熟企业或者创业型企业。政府从一开始就对整个创新的发展进行了方向性的把握。同时,政府还在各方朝同一方向进军的过程中,协调平衡不同的立场和利益。比如,统一标准,培育适应新产业范式的新型人才,等等。

 

又如,欧盟的“地平线2020”等倡议,是通过一系列精心遴选的经济社会难题,引导企业进行“负责任的研究”(Responsible Research),用愿景聚焦了创新的方向。2015年9月6日,由欧盟主办的2015年“开放式创新2.0”大会再次重申,政府促进创新的理念与策略必须符合创新实践的发展趋势。创新治理、需求侧政策、开放数据、科技政策学等已经成为重要议题。

 

从国外长期的政策实践来看,发达国家政府促进创新的战略政策理念从只资助基础研究“不管”创新,到以促进产学研合作为核心的“参与”,转向了以集中于帮助建立生态系统、创建网络、开发机构并调整战略重点的“全面参与”,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无论是线性的技术创新理论,还是体系化的创新体系理论,以及到后来的创新生态理论,都一步步将对创新的认识推向了新的高度。最起码的一点共识是,创新已经不单单是企业家的事;政府,也不可能只是单单的环境营造者。

 

在我国,由于近三十年来一直处于追赶阶段,所以政府扮演的角色更不能仅限于环境营造者的角色。高铁的成功,大飞机的上马,政府都是扮演战略决策和主导实施的角色。在上海,由政府大力支持的上海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成功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光刻机制造商。创新之于我们的意义,除了之于发达国家的那些意义,还有担负追赶的重任。

 

国际创新理论界近些年也在不断提出更具有综合意义的创新理论和认识。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D•阿特金森(Robert D.Atkinson)认为创新政策包含三个维度的内容,即“创新三角”。第一个维度是良好的市场环境。第二个维度是有效的治理环境。还有第三个维度是完善的创新政策体系,包括对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公共投资,与创新相关的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有利于区域创新集群发展的技术转移体系,对特定领域和行业进行公共研发支持,构建行业、科研机构与政府间的创新伙伴关系。

 

创新经济学家马里亚纳•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在其所著的《创业型政府》一书中指出,政府对于创新的作用,不仅仅是为经济发展提供“框架性条件”,修补市场失灵(诸如研发补贴,税收优惠,引导企业向绿色发展,培育创新的可能)或系统失灵(促进产学研合作,夯实研发基础),还应该成为创业不确定性的风险承担者(Risk-taking State),塑造和创造市场。在创新生态系统中,政府与企业应“共生”。

 

国际知名科技创新智库,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科技政策中心主任约翰•肖特(Johan Schot),曾在去年的一次题目为“创新政策的转型”的演讲中,将目前正在经历的变革描述如下。

 

现代化的社会契约是:市场负责创新和形成经济增长,而政府则在需要时负责分配利益和管理风险。公众则被视为是大众消费者,通过购买决定哪个产品更好,同时把选举票投给能维护自身利益的政党。

 

而我们现在正进入再次现代化(Second Modernity),在新的社会契约里:我们保持创新的能力,同时找到新的方式来引导创新,从一开始就往社会期望的方向走。在未来的创新政策里,不仅公司和政府是主要角色,消费者、公民以及全社会也需要参与其中。

 

他指出:过去几十年里,创新学者们为新的创新理论的提出打好了理论基础。新的创新理论远比熊彼特创新理论要深刻。

 

总而言之,随着全球创新竞争日趋激烈,创新格局更加复杂多变,单纯基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已经无法为当下的创新提供全面认识和答案。我们应该既要继承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精华,又要走出百年前的熊彼特范式,基于当前的创新实践,面向未来,制定相适应的创新政策。

 

作为年轻的软科学研究者,我们不能保证我们的说法都是正确的,但我们一定努力研究、传播科技创新规律,做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事情,说有利于创新发展的话。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编辑邮箱 shguancha@sina.com)